近日，四川大学讲席教授王兆鹏应邀为公司师生做了一场名为“大数据里的唐宋文学”的线上主题讲座，本场讲座的主持嘉宾为台湾成功大学文学院经理王伟勇教授。

王兆鹏教授从文学研究与数据的关系开始进行讲解。王兆鹏教授，文学是审美的，也是数据的。王兆鹏教授以相关数据为指标，分别对唐代诗词和宋代诗词做了分析。首先是根据唐代诗人数量与诗歌作品数量来考察唐朝诗歌创作的高度繁盛，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1、唐代诗人多达3000多人，诗歌作品数量高达5万多首；2、诗体大备；3、名家辈出；4、名作如林。在唐代诗人和诗歌排行数据表中，存在一些相对小众的诗人，例如常建，在某些指标上甚至超过唐诗大家的现象。王兆鹏教授表示，这与不同时代的不同评价标准息息相关，由此可见，数据不仅仅是一种排列结果，更反映出其背后的历史变迁。紧接着，王兆鹏教授分析宋词，通过词调的数量和词人的影响力来考察宋词的繁荣。相比唐诗的“小家”占优势，宋词数据排行榜中，“大家”的身影更为平常。对此，王兆鹏教授强调在传统文学的学习、传播中，应忌单一化，既要注重经典作品的学习、研究，也应留意小众诗词的传播和评鉴。纵观唐宋的诗词数据，王兆鹏教授得出结论：诗人地位与作品数量高度相关。这表明，作品的数量和质量相结合，才能成就唐诗宋词的“巨匠”。

王兆鹏教授认为数据的意义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探寻：首先，以数据检验传统的观点。例如，唐诗的高峰在盛唐时期——名篇、名家数量占整个唐朝名篇名家一半以上；唐宋散文八大家，韩愈居首——数据显示，韩愈在唐文影响力排名中位列第一，并且夺得唐文十大名篇的第一、第二及半数；王国维先生曾道：“词中老杜，非先生（周邦彦）不可。”而数据显示，宋词三百首名篇中周邦彦有四十多首，宋词一百首名篇中周邦彦占十五首，远超苏轼、辛弃疾，在名篇占有率上，周邦彦位列第一。

其次，从数据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结论：第一、借助数据来确认名篇，衡定其影响力的大小。相较于主观体认，数据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指标参考作为支撑。例如五种量化参考指标：1、后代诗人词人追和的频次，2、历代选本的入选频次，3、历代诗论家的品评频次，4、当代学者研究的频次，5、网页著录及评论的频次。将以上指标进行加权计算，以此确定诗词的影响力。王兆鹏教授举出了《黄鹤楼》、《念奴娇·赤壁怀古》、《登幽州台歌》、《春江花月夜》以及《满江红》等名篇佳作为例进行论证，他认为，影响力大的作品，都有故事，也有重量级人物的推介，并且作品的影响与其所处时代不一定完全同步。王兆鹏教授再以苏轼为例，结合数据详尽地分析了他的创作阶段和创作成就。

再次，数据改变传统的认识。例如，文学中心南移的时间，其并不与政治布局一致。宋代诗词的地域分布数据表明，文学中心在北宋初年已完全移至南方。又如，过去的地域文学史大都以占籍作家来划定版图，而文学编年系地的数据实际上是细化文学史的时间粒度，强化文学史的空间维度。因此我们会发现在部分不起眼的地方，由于诗人的社会流动而改变了其文学发展的盛衰状况。最后，王兆鹏教授对现有数据体系的缺憾也做出了评点和展望。

王兆鹏教授讲毕，王伟勇教授也提出了相关见解，两位老师还同参与讲座的师生进行了互动。本次讲座内容丰富，令师生受益匪浅。

                                                    撰稿：陈昕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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