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常务副馆长、《鲁迅研究月刊》主编、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黄乔生应邀来公司讲学，为师生们带来了一场题为“鲁迅的‘进学’、转学和留学——兼谈传记写作中的关键时刻和转折点问题”的精彩讲座。本场讲座于威廉williamhill体育文法楼329报告厅举行，威廉williamhill体育中文系吴宝林副教授主持，威廉williamhill体育中文系易彬教授、姜瑀老师、传媒系盛虎教授，以及湖南师大文学院谢淼教授等兄弟院校师生共同参与了讲座。

首先，黄乔生研究馆员从具体文本出发，分析鲁迅的自传写作，提出了三个主要问题。鲁迅自传中存在省略问题：将其自传与回忆文章参照，发现鲁迅略去了对他心理影响很大的家庭变故的细节。这些情节背后潜藏着鲁迅的家庭痛苦，是需要研究者与传记作者继续挖掘和填补的空白；鲁迅自传中还存在简略问题：鲁迅自传中有关学校选择和家庭困境的内容有些词句模糊，结合学者的研究，其家庭“从小康坠入困顿”的说法值得检视；鲁迅不写或少写自传：传记会回避事实，掩盖真情，更可以用高妙的技巧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解释，为自己辦护。

然后，黄乔生研究馆员以鲁迅的“进学”为起点，详细梳理了鲁迅曲折的求学道路。鲁迅曾经追求“功名”，准备科举，却只参加了一次童子试就放弃了。其祖父周福清在科举的道路上考试成功，艰难晋升，却最终卷入科场贿赂案，落得牢狱之灾，带累了整个家族。祖父的经历可能是鲁迅厌弃科举的一个原因，放弃科举之路是他试图逃离家族的耻辱。鲁迅自述为省学费而去新式学堂，并不全面，其它如家庭的因素也应该纳入考量。鲁迅考入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后转入矿路学堂，从世俗的眼光看是不走“学而优则仕”的正路，但对鲁迅来说却是无奈又明智的选择。根据周作人的说法，士人所走的道路，除了科举的正路之外，还有几条岔路可走：塾师、医师、学幕、员工意。进新式学堂，则是一种“歪路”。鲁迅虽然放弃了科举考试，但并非完全放弃了功名，而是留科举的后路给弟弟，自己走异路追求别样的功名去了。

当时遭人耻笑的不是新式学堂，而是军校。鲁迅走异路，但不是“歪路”。从个人前途的层面出发，他采取了新旧兼顾的方法，一面学习新学，一面参加科考。在国家的层面，新式学堂兴起后，清政府为学堂青年才俊们未来的功名做出了安排，毕业即授予官职，留学归来前途更是不可限量。新式学堂渐渐变为了一条正路，优厚的条件吸引了大批青年报考。根据水师学堂的入学要求，员工需要进行西医体检、认识英文，鲁迅没有留下关于体检的记录，另外他虽不通英文，但因官方降低要求而成功入学。

接着，黄乔生研究馆员沿着鲁迅的求学经历讨论了其转学问题。水师学堂章程中有关于不得完娶、应童子试、退学的相关规定，鲁迅在校期间遵守了前两项，却在第二个学期转学到了矿路学堂。转学的原因或在于，驾驶和管轮两班的待遇和前途多有差距，或是地域歧视造成的：学校管理层多福建人，所以福建籍的员工多在驾驶班。鲁迅虽有亲戚在校任职，但也没能进入驾驶班。且此地教学质量不高，管理不善，被鲁迅评说“乌烟瘴气”。因此鲁迅进入了下一个转折点，成功转学，并幸运地遇到了两位同乡总办：专家钱德培与新党俞明震。俞明震在任期间，曾两次亲自带领陆师员工赴日留学并考察日本的教育情况，其中就有鲁迅。

随后，黄乔生研究馆员又简要地讲述了鲁迅的留学经历。鲁迅在矿路学堂以一等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授五品衔，取得了公费留学日本的资格。清政府在新式学堂和现行官制之间做出了对应，鲁迅毕业后终于成功获取了“功名”。这让他一雪前耻，在家族乃至绍兴城中的地位都大举提高。黄乔生研究馆员指出，鲁迅在自传中对自己的“顺途”一笔带过，但这是他生平的一部分，研究者不应避讳，而要丰满这段经历。

最后，黄乔生研究馆员在梳理鲁迅求学经历的基础上，探讨了传记写作，以此提出了传记中的关键时期和转折点问题。传记种类繁多，真假莫辨，难以完全把握。真实是传记的最高标准甚至唯一标准，诗人歌德却把自己的自传称为“半诗半史”的体裁，认为在自传中虚构与真实可以并存，在其自传《诗与真》中对生平事迹做了加工和再创造。因此，黄乔生研究馆员提出了传记中的关键时期和转折点问题，自传作者把人生道路上一个偶然事件加工成命运的转折点，把一个模糊时期的事件清晰地显影，赋予重大意义，或者相反。如何认识与处理此类自传中“诗”与“真”交织的问题与其背后的意义，是研究者需要审慎对待与深入挖掘的。

在提问环节，同学们踊跃发言，所提问题得到了黄老师详尽细致的解答。到场参与讲座的老师们也上台与同学们交流了自己的想法。黄老师的分享深入浅出，妙趣横生，深深吸引了聆听的师生们，大家均表示本场讲座令人受益匪浅。

 撰稿：刘晓宇

初审：吴宝林    复审：曹修禺    终审：刘新少